2009年2月3日星期二

【推荐:一本好书】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09)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 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 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待续……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 须…… ”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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